俄國女子

2009年10月31日

歐麗婭是俄羅斯女子，三十多歲，老公是加拿大商人，她在上海定居，替英國一家獵頭公司開拓中國人力資源市場。

歐麗婭在海參崴出生長大，大學唸地緣政治系，在東京學了四年日文，在上海住了十一年，除了中國話，她還說一點點滬語：儂好伐，老適意格，這件物事邪氣漂亮。

英國的老闆讓她一個人看着中國市場。歐麗婭替跨國企業在上海會見過四五千個中國大學畢業生。十三億人口，人才很多，但適合外資跨國企業的精英卻很少。

「第一件事，我永遠不明白，」歐麗婭說：「為什麼中國的許多年輕人還留兩手共十隻長長的指甲？不論北大還是復旦，男生來見工的，我第一眼看他們的手，指甲刻意留得半寸長的，一概不用。怎麼行？我的客戶是法國公司，把這樣的員工介紹過去，我這家小店會關門。」

「留十隻指甲，比只留右手小尾指的指甲文明一些，」我說。為什麼有這樣的習慣？前清的官員，像李鴻章，黑白照片裏都是一手長指甲，這是文化人養尊處優的象徵，表示他們不必種田、插秧。除此之外，別無解釋，世界上許多醜陋的事物，從蜈蚣的一百對幼足，到蟑螂為什麼能滿房間飛，都是沒有得解釋的。

歐麗婭是一個國際人。她在中國生活，發現中國人的意識習慣，跟俄國人有點相似，在上海，七十歲以上的知識份子，都能用俄文跟她在外灘聊天。

「因為這一代中國人，有蘇聯的 DNA，」我說：「中國的芭蕾舞、油畫、交響樂，都是蘇聯的一派，基本功非常紮實，卻缺少一點個性。中國人和俄國人一樣，百年災難，都能艱苦經營。」

地緣政治是很冷門的學科。歐麗婭是日俄戰爭史的專家。一場奇怪而複雜的戰爭，由爭奪中國的旅順港開始。歐麗婭在日本，日本人都很有禮貌地試探她對北方四島主權的看法。「不可能的，我們不可能把四島交還日本。」

但日本人笑一笑，一點也不動怒，因為他們喜歡俄國的文化：聖彼得堡的建築、沙皇的宮廷裝飾、柴可夫斯基的《天鵝湖》。「我們還有那麼多精緻的遺產，史達林沒有全毀掉，日本人崇尚品味和美感，我們可以欺負他們，就憑這點家當。」我聽了，笑一笑，想起尖閣列島，一切在不言之中。

    *（陶傑）

批判文章

2009年10月30日

讀到了一篇批判文章，洋洋逾萬言，堪稱批判文章這類文體的典範，雖起此類文體之大宗師張春橋於地下，只怕也寫不出更好的了。據說如今大紅大紫的某文學大師，在文化大革命時，曾是革命派的文化大寫手，不少批判文章，出自他的手筆。這一篇不知是不是？至少可以請他評定一下：這樣的大手筆，若是作者淹沒無聞，當真是埋沒人才之最，太可惜，太不應該了。

說了半天，何以會讀了文章，不知作者是誰？那是因為文章是在網上讀到的，網上文字，經常轉貼又轉貼，作者名字消失，而且看了之後，過一陣子，想要打印出來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這篇大批判文章的情形，就是如此。

又說了半天，這篇文章批判的是什麼？它批判的是電影《建國大業》。這電影是作為建國六十年的獻禮而拍出來的，打出的招牌閃亮，引無數大腕競折腰，以參與其事為榮，那就千萬別讀此文，讀了，怕會嚇出一身冷汗。因為這電影，在文章中被定性為反共、反革命、醜化革命的領袖、為反動派塗脂抹粉、歪曲歷史……等等等等，總之是反共的大匯集。文章所用的詞句全是革命語句，理論之外，還舉出許多電影中的實例，加以批判，在寫到電影醜化偉大領袖毛主席、匪化革命領袖時，那種義憤滿腔，恨不得放火燒影院的憤怒，直逼過來，使人絕對可以肯定，此文作者，一定是忠貞不二，鐵打的共產主義戰士。

不是在文革時期，而有這樣的文章出現，很是奇怪。而奇怪的也正是：何以不是文革時期，會有這樣的文章出現？
莫非……

一定有不少人讀過這文章，若能全文轉載，當可令更多人大開眼界，知道這電影，確實是很打着紅旗反紅旗的。

    *（倪匡）

半山上樓

2009年10月29日

一對年輕的醫生律師──應該是異性──準備結婚，打電話到電台投訴，說樓價太貴，身為專業人士，買不起港島中區的房子，影響他倆的結婚大計。一個「投訴」，激起樓市泡沫的爭論。

曾蔭權「回應」說：樓市分兩等市場，住不起豪宅的半山，可以住新界區。這就再激起民情反感，曾蔭權領班的「行政會議」，紛紛倒戈，也高喊復建居屋，哪裏是「內訌」，簡直是造反。

曾蔭權是對的，但也錯了。此話怎講？特首有樓市的第一手資料，他說的是實情。但特首錯在哪裏？錯在對這種醫生律師的「投訴」，也要回應。

這對年輕專業人士的「投訴」很幼稚。因為他們自以為當醫生律師，高人一等，一畢業就該至少住堅道六百呎，這是什麼思想？這是前港英殖民地灌輸的「香港發三師」的老餅過時思想，這是英國人給你洗腦，讓你自以為是高等華人的偽精英錯覺。

律師醫生要住半山？很好。但特區政府正在發展「西九文娛區」，文化藝術人士，是香港創意的希望，音樂家、畫家、雕塑家，也要住半山。

香港的文化界，也力主西九要建「文學館」，那麼香港的詩人、散文家，還有由藝術發展局資助出版作品的小說家，也要住半山。

醫生和律師像熊貓，要住在竹林裏，受保護，他們不住半山，結婚大計受影響？那麼住旺角、觀塘、天水圍的七十二行，也包括畫家和詩人在內，就是田鼠和蟑螂一族了。住在砵蘭街的一個舊樓單位，窗外一家麻雀館的霓虹光管的紅綠燈光慘照着，鄰居有一個北姑在接客，發出呻吟聲──尊貴的律師和醫生呀，一對男詩人和女畫家夫婦，住這等地方，一邊敦倫，一個吟着《離騷》，一個想像着米開朗基羅的畫面，在六十年代，誰不生育出一窩七八個小孩，都送了華仁拔萃，三個當了律師，四個做了醫生？

就回應本來不值得理睬的這等「投訴」，他曾特首也「回應」，一場笑話加災難。

    *（陶傑）

八十八好

2009年10月23日

天價豪宅大廈，從三十九樓，一跳就是六十樓，說是「誤導消費者」？笑話。

「消費者」不是瞎子，也不是白癡，他會心算，自然知道三十九樓之後，突然斷層，變成六十樓，一個願意這樣叫，一個願意抬着白花花的銀子來買，與旁觀起哄者何干？

一層樓的數目字，以所謂「文化研究」的「學者」的流行話，只是一個「文化符號」。只要買家願意，賣家喜歡，雙方一勾搭好，明明是三十三層天，就叫做十八層地獄，買回來之後，客廳裝修成黑色，半截牆壁，漆成火燄的紅色，表現業主反斗叛逆貪玩的性格，有何不可？

有市民「投訴」，說是「誤導消費者」，買一層豪宅，不同買一罐奶粉，奶粉的包裝紙上列寫的成份：牛奶、糖、脂肪、蛋白，明明有三聚氰胺在裏頭，他故意不說，奶粉的成份，消費者看不見，摸不着，這才是誤導。

然而，一幢摩天大樓矗立在地上，六十八樓，忽然跳到八十八，就是為了迎合中國農民人口的迷信，中間差了二十層，一看就知道。有點幽默感的，哈哈一笑：難得地產商的想法有如此飛躍的突破，老子在山西開煤礦，圖的就是發發實實，這房子，我現金買定了。

中國舊時的建築，一向有想像力，不像今日北京之釣魚台賓館，叫一號樓、二號樓，通用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之類，或更有詩意，前清中南海的帝宅：三希堂、豐澤園、藕香閣、西花廳，不叫做甲屋、乙樓。

為什麼大廈一定要二樓、三樓、四樓的數上去？完全可以從低往上，叫福、壽、吉、祥、禎、德、禧、祿。中國人的住宅，不必受阿拉伯數字的規範：家住白建時道醉月閣鳳儀樓德禧層丑室，業主一襲青花棉襖來開門，客廳中供奉着一叢春桃，盡見氣派。

至於火警，機率甚低，可以雙制並用，報警的時候，生死關頭，當然不會說「德禧層着火」，而是明白告訴消防局：十六樓。正如閣下名叫鄭創昌，取了一個英文名字查理，在美國，你會對美國人說： Call me Charles，而不說本名： Cheng chong-chang。

把六十九樓，叫成八十八，是打破思想框框，創意的開始。買家和賣家，不要理會周圍指指點點的小八公八婆，正如一對淫男蕩女，自願歡好，不必理會旁人教他倆用什麼姿式。英文叫 First Floor，中文叫二樓，殖民地時代早就「混亂」了，拜託，長大一點，好嗎？

    *（陶傑）

二十年後

2009年10月20日

因美籍英國華裔光纖之父得獎之刺激，像定期風濕發作一樣，又爆發了「中國人何時得諾貝爾獎」的集體意淫症。

眼見遍地呻吟之聲，一位半世紀前也分享過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高齡科學家安慰說：快了快了，二十年後，中國本土的科學家，一定也能得諾貝爾獎的。

為什麼是二十年之後，而不是十二年、十九年零七個月，是用哪一條方程式算出來的，這位長者沒有交代。

從前押送刑場的江洋大盜，在囚車上也喜歡喊：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，為什麼剛好是十八年，而不是十七年零十個月，或者十九年零兩個月，也沒有統計，只是憑感覺馬馬虎虎認為，人死了，要等約莫十八年才投胎。

死囚可以這樣亂喊，物理學家也同一樣見識，有點令人詫異，因為科學要講點基本邏輯。
「二十年後中國本土必可得諾貝爾獎」的邏輯問題在哪裏？在於假設時間越往未來推移，必定越「進步」。

公元前四百年，中國春秋時代，孔子孟子、莊子老子，遍地都是頂尖大思想家，活在那個時候，也容易得一種錯覺：今天都那麼人才濟濟，二百年後還得了？那時候，中國文化會領導全人類的。
結果是二百年後，出了個焚書坑儒的秦始皇。

同理，八十年代，中國的電影出現了《黃土地》和《紅高粱》一類比較自由而創意的產品。那時候，你也必以為「二十年後，中國電影必可擊敗荷李活，領導全世界」，但二十年過去了，中國電影卻「滿城盡帶黃金甲」。

二十年後，「本土人口」會增加到二十億，但不等同必會有「本土人士」得到諾貝爾獎。二十年後，不錯，外滙儲備可能增加，理論上，經費更多了，但學術界貪污抄襲，也可能更盛，去英美入籍的中國人也更多，二十年後，還是不會得獎。

何況建國大慶一直宣傳「光輝的六十年」。過去六十年，中國沒有「列強侵略」，人民一直安居樂業，繁榮快樂。六十年，就是三個二十年，經歷了三次，都沒有「本土科學家」得過獎，第四個二十年，就會有了？十八年後一條好漢，為什麼是十八年？科學求知，十五年後超英趕美，想不通的，就要發問，對吧？

    *（陶傑）

這本書不要看

2009年10月13日

湖南學者建生的《中國文明的反思》大陸被禁，在香港成為自由行的搶手貨。

為什麼成為禁書？建生議論中國文明的失敗，由批判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，譴責朱元璋，然後，連孫中山也不放在眼內，越往後讀，越為這位勇敢的中國知識份子種子擔心──作者最看得起的，是宋朝──到了現代，那位蠱惑風魔了十三億人，直到最近的閱兵大典的「偉大領袖」，在作者的鐵筆下，該如何鞭撻？果然，最後他忍不住了，還是把這個名字掀了出來。

作者的另一條罪，應該是推崇英美。他認為，英王約翰在十三世紀初與貴族制訂大憲章，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典範，然後是美國國父華盛頓，是胸襟宏大的君子，而孫中山只是第三流的政客。

香港中學的歷史教科書，狹隘、歪曲而沉悶地敍事，例如提到宋朝，必定「積弱」；孫中山推翻滿清，一定「偉大」，但傑出的歷史學家，敍之外，必有議，而論必有決。建生推崇華盛頓，有這樣的鼎決：偉大的人格，造就了良好的制度，而良好的制度，也確保良好領袖的產生。如果諾貝爾有歷史學獎，有此論斷，建生先生應該得獎。

今天的華文「時事評論」，以騎牆為「客觀」，以平庸為「穩健」，以各打五十大板為「超然」，但建生的論著，心靈渺小的憤青讀者，千萬不要看，因為何者是正，什麼是邪，湖南人的陽剛風範，決不隱藏，這部書，真不像今日中國人的文字，因為心魂酣熱，血氣猶存。

英國當代最紅的歷史學家羅弼時論史，說邱吉爾：「這個人最重要、最危險，同時也最優秀的品格，就是他的缺乏耐性，不論對於自己，還是對於周圍的世界。」連用三個「最」字，顯示作者的自信，就像名醫斷症，決不含糊：就是這個病了，我說的。

羅弼時論斷：「然而為什麼他勝利了？因為凡英雄，都對凡夫俗子沒有耐性。邱吉爾的英雄觀，與國民的英雄氣概，在一九四○年，很崇高地相逢。」
定案如此決絕，真有氣派。建生也有同等氣派。當然，對於平庸的大多數，有創見的一個人就叫做「偏激」了。這部書不適合一般中國讀者，他們不會明白，也不會包容，但遲早會有英譯，因為傑出的歷史學家，如湯恩比，屬於全世界。

    *（陶傑）

××之光

2009年10月09日

美國公民兼英籍光纖學家查理士．高博士，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三名得獎人之一，給《紐約時報》「定性」為：「三個美國人分享諾貝爾獎」。

《紐約時報》是美國左傾刊物，一言九鼎，平時最講「政治正確」，備受第三世界左傾知識份子膜拜。但這一次，《紐約時報》的意思很清楚：「高博士得獎，在遠東，一定有大把不相干的人士爭着抽水，這個誇『香港之光』，那個譽『中大之光』，還有『華人之光』、『上海同鄉會之光』什麼的。不必攀附了，查理士高是美國人，就是得獎，也不是什麼『美國之光』。美國的諾貝爾得獎人太多，『光』了幾十年，光得麻木了。」

「三名美國人分享諾貝爾物理學獎」，報道事實，最「客觀」了。證明美國的左仔，骨子裏還是很「帝國主義」，令人失望。

英國人更會手段。大臣給博士賀電說：這就證明，國際人才，能在優良的環境裏有成就。繞個圈：沒有國哪有家？沒有我，哪有你？

高錕事件，溯本追源，更有資格稱光的，是法國人，因為高博士出生上海，在法租界長大。法租界的天空一片澄朗，連空氣也滲透着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的香水氣，因為法租界的良好氣氛，小高能上國際學校讀法文、英文，高博士承認，國際學校的外文教育，大開了眼界。什麼之光都算，獨不是母語教學之光。

法國總統薩科齊，倒沒有抽一份水，說是法蘭西之光。還有，高博士在法租界啟蒙，看看歷史，其時之上海，是日治時期，就是電影《色，戒》的背景。從此我們看見《色，戒》裏，愛國的王佳芝跟漢奸易先生上床崩崩崩，就會想到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小高錕正在日治上海的法租界裏玩炸藥、探索自然奇趣呢。沒有日治，又哪來的「科學求知氣氛」的快樂童年，還歷史真相，高博士成材，也是東瀛之光。

然後才輪到高博士中學唸的「聖約瑟書院之光」。如果他少年時住過灣仔，又輪到「灣仔街坊之光」。他爸爸帶過他去 ABC餐廳喝過羅宋湯，腸胃進一步受西餐文化啟迪，是「香港五十年代西餐飲同業之光」。如果小高去利舞台看過西片，從此對英美文化心生嚮往，高博士得獎了，也是「利孝和家族之光」。

但是，《紐約時報》卻一鋪清場，變成「三個美國人」了，這就把千萬隻爭着拉扯高博士衫尾喧嘩歡呼着的手，一把全掃掉了，我唔制呀！

    *（陶傑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