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05月14日 坐看雲起時
中國導演馮小剛來香港,大罵港人不看大陸華語片,《集結號》不賣座,《非誠勿擾》只收兩百萬,說香港人不識貨。然而以戰爭片而論,中國電影出過幾部能與史匹堡爭雄的鉅作?
最近,新進中國導演陸川的《南京!南京!》,反而在戰爭場面交了一張不錯的考卷。首先,導演不貪大。一般人都以為,看足南京大屠殺全卷,但陸川控制住野心,只拍日軍殺進城後的一個橫切面。陸川很聰明,大陸導演在政治外交之間走鋼線,把日本人拍得太兇狠,有損「日中友好關係」,拍日軍拍得太慈眉善貌,就會激怒滿嘴巴愛國情緒的憤青。據說本來有二十分鐘屠殺的暴力戲,因為大陸沒有電影分級制,只有剪掉。剪了,反而更「客觀中立」了,因為日本至今只承認,在南京殺了兩三萬戰俘,沒有大舉殺平民。
《南京!南京!》的戰爭場面,很明顯受了波蘭斯基的《鋼琴戰曲》的影響,跟着搭了一條瓦礫破敗的廢墟街。
日軍攻打南京,守南京的司令唐生智急急跑了,遺下一批戰俘。片中一片廢墟的南京街景,只有由飛機一通轟炸過之下,才會如此破爛。街道兩旁剩下的房子,都炸飛了屋頂,只剩下一排殘黑剝落的磚牆。在南京攻防戰中,沒經過空襲,這堂背景,不論用真搭還是電腦特技,都與史實不符。
拍電影是不是一定要忠於史實?是一個有趣的問題。但大陸觀眾看《赤壁》,不是左一句原著如何、右一句史實怎樣嗎?
不知道陸川先生是什麼用意,全片由頭到尾,強調日軍只殺戰俘,把婦孺平民和軍人分開。活埋了一批,婦女用來當慰安婦,反倒成為戲中的主菜。哪有大規模的屠殺。開頭這一場,日軍闖進教堂,其中避難的幾百中國平民通通舉手,主角日軍角川向一道木門緊鎖的密室放了幾槍,他以為國軍跑不掉的窩藏在那裡。門打開之後才發現殺錯良民。角川非常懊悔,哭叫:「我不是有意的。」
把俘虜的國軍趕到長江邊,架起機關槍集體槍斃,忠於史實。然而,堆積如山的屍體,當年在中華門外,日軍淋上汽油一把火燒掉。結果是一條長江染得血紅,上空黑煙翻騰,天地為之變色。電影《南京!南京!》裡,沒有放火燒屍這一段,會不會有意淡化日軍的罪行?還是電影製作成本所限,刪掉這一場?我心地好,從來不用陰謀論看人,我相信原因是後者。
最忌未學懂走路,先學奔跑,中國導演拍戰爭片,必取千軍萬馬的宏大場面,以為兩陣對圓,一通廝殺,導演坐在吊臂起重機上,手拿擴音器,呼風喚雨,指揮這方,號令那邊,確實有化身為上帝的快感。
然而,沒有吳宇森的功力,不要捨近圖遠,棄小爭大。戰爭也可以拍小場面的。《鋼琴戰曲》沒有千軍萬馬,只有一輛德國的坦克車,追着猶太人鋼琴師的男主角,他在殘垣破頂上沒命奔逃,大砲在後追轟,像追打一隻飛蚊。強權的殘暴,人命的渺小,這一樣是令人難忘的戰爭場面。
中國人流行的通病,是像孫中山說的,個個從小立志要做大事、做大官。一「大」之成就,要有無數「小」的基礎堆成。建築一座大廈,對混凝土和鋼筋的細節沒有要求,大廈必定傾塌。特區十年,就像拍中國式的戰爭片,高科技港、中醫中藥中心、環保國際城市,口號一砲接一砲,全是放煙花的大場面。但實踐這些口號的人物和細節呢?只有中環飯局精英、論壇吹水人才,委任一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,半年表現,觀之令人頹喪,這就是一味只識圖大,沒有心機把小事做好的民族病。
金庸的武俠小說,大製作比小品好。《書劍恩仇錄》、《天龍八部》都是群戲。《笑傲江湖》和《鹿鼎記》更把一個亂世的中國代入縮影。小品如《白馬嘯西風》和《俠客行》反而相對沒有那麼多影視改編。為什麼?因為假大空的自我虛妄症。
台灣的李安作風就踏實了。他不拍大製作,連《臥虎藏龍》也只是背景大,但人物小。一部《色•戒》,看出李安穩健的文學、美術、音樂的基礎通識——戲中有一場講大學生演完了戲之後,在榕樹的窄巷邊消夜慶祝。這場戲幾句廣東話對白,李安聘請老牌李我,指導演員怎麼說三十年代的廣東話。李我是三十年代廣州西關大少,其粵腔有古音,李安是台灣人,但他知道中國方言隨着時代的變遷,說話的腔調和用詞必有變異,所以他不放過細節,叫老人家來教口音,這就是從美國荷李活學來的專業精神。
相比之下,《南京!南京!》就顯得粗疏了。有一場戲,女主角高圓圓向一批婦女演講,宣稱皇軍要她們其中一百人,自願做慰安婦。高圓圓的對白有一句:「這就意味着你們是為了大家犧牲。」什麼叫「這就意味着」?這是當前大陸流行的惡性西化詞彙,由 Which Means、 This Means的英文硬譯過來。三十年代的中華民國,中國人無論有沒有教養,是不會說出這種三流四不像的下等中文的。
這就是細節。一齣戲,有時 A級與 B級之差,不在於擲多少資本,也不在於比賽宣傳愛國,在於細節。如果中國觀眾要求低,中國電影明明 B-的,就可以吹捧成 A+了。這是情緒化的另一回事。然而,在國際層面,中國電影要趕上荷李活,五十年內不可能。
陶傑